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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《阿克顿勋爵》:他终生关注人类自由
2017-12-16 发布人:dede58.com

你或许不认识阿克顿勋爵,但你肯定听说过那句名言“权力导致腐败,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”。这位历史学家还有其他的妙语——“伟人在私德上几乎总是坏人”“自由不是我们为所欲为的权利,而是做我们应为之事的权利”。

约翰·爱默里克·达尔伯格·阿克顿,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大师,1877年发表《古代自由史》和《基督教自由史》,两篇论文堪称自由主义史学的代表作。阿克顿既保持了客观中立的态度,又蕴含了“以文载道”的关怀。

《阿克顿勋爵》 罗兰·希尔(英)著 冯克利 苗晓枫译 方正出版社2017年4月 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

19世纪历史教学研究的中心不在剑桥,也不在牛津,而是在德国,实证主义学派之父利奥波德·冯·兰克把历史学加以规范化、科学化,年轻时期的约翰曾师从于他。兰克史学的缺陷在于事无巨细,写欧洲史的时候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邦国。阿克顿创造了合理的范式,著史删减得当,比如论及俄国,着重讲述彼得大帝改革;谈到西班牙,详述再征服运动。在这种提纲挈领的历史观下,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法国大革命的演进路线显得清晰无比。

凭着高质量的学术水准,阿克顿受到剑桥大学的聘用,担任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,随即开始讲授这门课程。剑桥的历史系原本落后于牛津,阿克顿上任后,延揽名家,编著《剑桥古代史》《剑桥中世纪史》《剑桥现代史》,丛书花费了三十年时间才全部出版,奠定了剑桥在学界的至高地位。

除阿克顿之外,没有人的学识能足够编写这套皇皇巨著。有个学生想考考老师,突然问道:“伦敦何时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?”他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当富尔敦(美国工程师,用蒸汽机改良了舰船)建议用汽轮将法国军队运过海峡的时候,然而拿破仑拒绝了这项计策。”

见过约翰的人,无不称赞他是同时代最博学的人。勋爵嗜书如命,书房原本在他家赫恩塞姆堡南边的一个角落,后来屡次扩充,藏书的房间太大了,以致于书搬走后,房子可以改造成舞厅。家里的私人收藏,相当于欧洲的一所大学了,这些书最终转移到剑桥,累计多达7万册。

作为一个英国人,约翰幽默风趣,不像德国同行那么死板,有次谈到凯撒大帝,他揶揄道:“如果埃及艳后的鼻子再短一寸,历史会变得怎样?”早期阿克顿思想驳杂,创意频出,然而缺点是不够专注。到了晚年,作为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,他做到了严谨、深沉,风格简明而又明察秋毫。

不是教授,而是勋爵

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阿克顿的治学作风,他受邀剑桥教授职务,发表就职演说后,《星期六评论》评价道,它不过是一种“思维游戏”,充斥着“自负而混乱的奇谈怪论”和笨拙的“胡言乱语”。《卫报》批评演讲“有些东拉西扯,凝重、简明、偶带讽刺的风格,使得听众难以立即听懂”。

他的著作本来不多,主要是一些演讲稿和论文,几套剑桥史大部头是在他死后多年才面世。美国史学家亨利·李(Henry C. Lea)的批评他文章里的道德劝谕色彩浓厚,讥讽其著作为“阿克顿勋爵之通谕”(模仿天主教的《教皇通谕》)。

美国人肯定不能理解大洋彼岸的国情,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讲究风度,恪守公德。对于一个不列颠绅士,学问是重要的,但还不是最重要的。阿克顿真正从事学术只有七年,其余时间在政坛、舞会度过,世人对他的称呼是“阿克顿勋爵”,而不是“阿克顿教授”。

阿克顿家族早在14世纪初就有了一块世袭领地,18世纪,这个家族中具有冒险精神的一支去欧陆闯荡。约翰·弗朗西斯·阿克顿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后的宠爱,当上了一国首相,在拿破仑战争时期,他支援英国皇家海军,屡建奇功,阿克顿勋爵就是其嫡孙。

约翰母亲的出身则更加高贵,达尔伯格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首批贵族,出产了众多主教、首相。阿克顿的生父早逝后,达尔伯格夫人嫁给了辉格党领袖格兰维尔伯爵。在继父的栽培下,阿克顿见多识广,人情练达,养成了宽厚从容的秉性。

伦敦有众多俱乐部,如果想踏进上流,参加俱乐部是条捷径。旅行者俱乐部(Travellers Club)的入会要求是旅程满五百英里,阿克顿周游列国,去过巴黎、威尼斯、慕尼黑,轻松获得了成员资格。最古老的艺术爱好者俱乐部(Dilettanti)成立于1732年,阿克顿以全票顺利通过。这个俱乐部曾促进了皇家学会、大英博物馆的创立。

约翰脾气温和,对美食颇有研究,天生就有很好的人缘。在议会召开的那几个月,全国的乡绅贤达来到首都,在饭桌的折冲樽俎中,进行政见碰撞,这就是所谓的伦敦社交季(London Season)。阿克顿能够结交各类学者、政治家,多半归结于这种交际才能。

他的交谊范围超出了英国,囊括了半个欧洲,在家庭聚餐时,要用到好几种语言:他用英语和孩子交谈,用德语和妻子交谈,用法语和弟媳交谈,用意大利语和岳母交谈。

阿克顿在贵族阶层如鱼得水,最终进入了金字塔的尖顶,1892年他被任命为宫廷侍臣。对于历史学家来说,这是段颇为奇特的履历,有段时间,维多利亚女王几乎每顿早餐都由他作伴。阿克顿接受这个职务,还能够看到珍稀的皇家文献。他尽职尽责,在女王登基典礼那天,获得了维多利亚骑士团指挥官的荣誉头衔。

坚信自由的天主教徒

假如阿克顿仅仅是蹲在象牙塔里爬格子的文人、混迹社交圈的浪荡子,那么不可能有巨大声誉。他的伟大在于继承了穆勒、洛克的传统,将其发展至完满的境界。

阿克顿出生于19世纪的英国,上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改革,工人要求涨薪,爱尔兰人要求民族自治,阿克顿积极为自由党奔走。1881年女性已经允许上大学,但无法拿到学位,阿克顿入职剑桥后,为女性权利发声,得到了三分之二教授的响应。他曾说过:“弱势群体的安全状态是政治自由的试金石。”

勋爵本人就是自由思想的受惠者,光荣革命之后,政府为了防止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,严厉管制天主教的传播。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,天主教徒被当作潜在的反动分子,地位不如工人、妇女。

阿克顿即便出身于世家门阀,仍然不能逃脱这种歧视。母亲达尔伯格制定了最纯正的天主教教育,阿克顿在奥斯科特学院(英国天主教的复兴大本营)念书,成年后他向剑桥提交入学申请,却因为宗教因素遭拒绝。

此时,英国另一所名校牛津出现了另一种潮流,纽曼教授提倡恢复教会权威,使用庄严的礼仪,重振凡人的信仰。两个多世纪来,英国的知识界由达尔文、赫胥黎、边沁、托马斯·卡莱尔、约翰·密尔、托马斯·巴克利引领,这些人即便不是反基督教,最起码也是对宗教漠不关心。

纽曼觉得相比于无神论者,天主教徒至少遵从基督的教导,他发起“牛津运动”,跟罗马教会开始合作。阿克顿25岁时,担任了英国天主教杂志《漫谈者》(Rambler)的主编,他同英国每一位重要的神学家、教会史学家和虔诚平信徒,建立了私交。

1850年代,阿克顿结交了最关键的盟友,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。他早年是托利党里的温和派,倾向于新教。在伦敦上流里,格拉斯顿结识了阿克顿,最终在他的影响下,彻底皈依于自由思想,并且支持天主教徒的解放事业。阿克顿原本想钻研学术,无心从政,但为了教友的利益,在1859年竞选议员,获得了卡洛市(位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西南方)的议会席位。

争取宗教宽容的运动中,压力一方面来自英国世俗政府,另一方面来自罗马教廷。在第一届梵蒂冈大会上,教皇宣布自己在信仰、道德上的训令永远正确。阿克顿坚决反对“教皇无谬论”,他还动用自己的历史学知识,揭露教会曾经的腐败蛮,对路德、加尔文作出了中肯的评价。怒气冲冲的教皇将其言论著作列入 “邪说汇编” ,并且把他的神学导师多林格革除教籍。

一个忠诚于天主教信仰的人,被教皇打成异端,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,这令阿克顿更加坚定了自由的信念。任何人都可能压制自由,无论他是政府高官,还是宗教领袖,因此任何情况下,个人自由都优先于集体利益。

“自由派天主教运动”在夹缝中艰难开展,格拉斯顿当选首相后,执行宗教宽容的政策。1895年2月,剑桥大学接纳了阿克顿勋爵,一个曾经拒绝学生进入的学校,最后却请他担当教授,这无疑是宽容、和解的最佳象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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