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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方:时代的坚守者不该被遗忘

“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,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。”

作家方方最新的小说《软埋》,直面19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,勾勒出了一段惨烈而沉重的历史。这段历史虽然距今不过一个甲子,却已鲜有人提及,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者,都选择性地遗忘。然而,在方方看来,忘记并非都是因为背叛,而可能是为了放下包袱更好地活着。

方方无意指责国人的集体健忘症,她只是善意地提醒。毕竟,总得有人提醒。对待历史,她不愿释怀,且随着年龄的增长,愈发增加了探究的兴趣;对待现实的不义,她也慷慨激昂,嫉恶如仇,哪怕陷入持久的官司缠斗。

近两年来,方方与诗人田禾、柳忠秧的官司,成为文化界持续最久、关注度最高的事件之一。尽管她都是误入阵地,却没有想着及早抽身,而是选择“奉陪”到底。

她很有一股女中豪杰的气魄,哪怕受到对方的人身威胁,也丝毫不忌惮。她把这份打破潜规则的“勇敢”归因于当工人的经历,“如果我没有当过工人,我可能会害怕,因为我当过工人,江湖上的事情见得多了,我一点也不害怕”。

8月15日,新书《软埋》首发式的次日,她面对《》记者的采访,把近年来的写作、生活和打官司的心路历程原原本本地倾吐了出来。虽然她不缺少发声的平台,但还是直率地一吐衷肠,话语像关不住闸门的江水滔滔不绝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性情的方方。

不让历史被“软埋”

《软埋》是三年来的新作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她上一次出版小说是2013年的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》,讲的是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青年,到大城市艰辛奋斗的悲剧故事。的确,方方的很多作品都带有悲剧色彩,这与她火辣辣的性格似乎很不吻合。

《软埋》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作品。故事跨越50年,第五季,女主人公丁子桃因1950年代初的“土改”而改变命运,在贫农对地主的批斗浪潮中,丁子桃的夫家、地主陆氏家族在批斗前,为了一点可怜的尊严,选择集体自杀,事后被“软埋”。丁子桃因为腹中怀子的缘故,只身逃走,落水失忆。被救起后经历了身份的转变,再嫁,年老成为植物人后,通过回忆,在一层层的“地狱”之间游弋,找寻自己失去的灵魂和当年残酷的记忆。

而现实世界里的另一条线索,是丁子桃的儿子吴青林为解开母亲的心结和自己的困惑,始终探寻那段已被时间掩埋的历史。他们各自做出了关于遗忘和记住的选择。丁子桃从“地狱”中爬上来,对着幻境中的天雷大喊“我不要软埋”,这也是她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。

关于这个故事的由来,方方在“后记”里写到,她看到了太多身边人的上一代经历了类似的不幸,当一个人成为“地富反坏右”分子,或者是他们的子女,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。当一切平复后,他们中的所有人,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,把那些伤痕累累的经历给掩埋。为的是不揭开伤疤,让自己重新再痛一次。

方方给自己的定位是历史的记录者,她希望这部小说是一个开头,王璐丹云南车祸,日后能有更多的读者和写作者关注这段历史。她知道,人性的善恶和历史的是非都是复杂的,她没有在某个阶层的立场上进行道德判断,因为歌功颂德和声泪控诉都显得太浅薄。她说,“要在每一个人物的角度说话,而不是在写作者自己的角度去说一厢情愿的话。我的这部小说,只是想通过人的命运或那些导致命运转折的细微事件,来提醒人们,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。”

触动她写这部小说的直接原因,是一位朋友的母亲的一句话——“我不要软埋”——把她狠狠地击中了。这位母亲在土改时从四川逃了出来,之后到一位军官家里当保姆得以逃避,这是方方第一次听到“软埋”二字,“突然间,我就被这两个字背后的内涵所震撼到。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两个字太有分量,太沉重。”

“软埋”本是川东地区的一个方言词汇,是说人在死后不睡棺材,只用草席裹尸或者直接土葬,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来生的。“软埋”意味着一种决绝、愤怒又无奈的态度。“时间的软埋,或许就是生生世世,永无人知。”她这样警醒着自己和读者。

另一方面,这部小说也涉及她对自己家族史的追溯,其间穿插着不少她的反思。

方方出身名门望族,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是国民党元老、“二次革命”中江西省的秘书长,当年江西的“讨袁檄文”就出自他之手。方方的外祖父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,伯祖父汪辟疆是南京大学教授,小舅公杨叔子是科学院院士,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。

尽管家世显赫,方方年轻时并没有对其太过在意,但不知从何时起,“许多旧事不打招呼就开始盘旋在脑海里”。她对自己说,“我到了关注这些事的年纪了”。

在梳理家族史的过程中,她发现,跳开土改,是没有办法理解家族中一些人的命运转折的。父母辈的兄弟姐妹,因为成分问题,几十年不相往来,再往上追溯更是如此。这些事情,上一辈人不说,也便没有人问。历史的一粒灰尘,在普通人的命运中都有着巨大的力量,足以压垮或拆散一个家庭,更不用提其中的挣扎与背叛。

方方的父亲去世多年,留下一沓厚厚的日记,和《软埋》中的主人公吴青林一样,她一直懒得去翻看,但她现在打算将这些日记整理出来。“我们这个家族经历了什么?我们从何而来?”她现在想把这些问题弄清楚。

她去到父亲在抗战期间修滇缅铁路的地方,一边考察,一边记录。去江西老家寻根问祖,意外地发现了祖父的坟墓,“很惊讶!我知道祖父当年是被日本人杀死的,但根本不知道他居然有墓在家乡。至今80年了!”她从祖父家老房子的地基里挖出两块砖带走了,因为上面刻着她的姓氏“汪”。这两块砖的年纪比她还大。

除此之外,她还走访了川东、重庆,以及小说里故事的发生地鄂西“大水井”,她接下来的想法是写一部家族史。她觉得口述史经常能真实地反映,她很喜欢阅读,并且也动员身边的朋友都做。

误成“文坛斗士”

方方性情耿直,不喜欢掩饰,谈话中,她常说的一句话是“怎么能这样?”在她的心里,仿佛有一个是非公断的江湖。

虽然已经过了花甲之龄,岁月却没有将她磨得圆润。当她看到上的不公不义,她就要发声。“年轻的时候,他们说我童言无忌。现在没人说了,但我还是这样。”

她是微博“大V”,“粉丝”数量超过320万,远远高于大多数作家。她的微博涉及的话题,从黄钟大吕到鸡毛蒜皮,无所不包。诸如武汉抗洪、赵薇电影事件、郭德纲的访谈、武汉停电、民间手艺、文艺批评等,她有声援支持,更有义愤填膺。

几乎每一条微博,喜乐好恶都很明确,不讲究什么中庸之道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说,她为这个国家时时刻刻发生的大事小情“操碎了心”。

说起她在网络上的活跃,她无奈地笑笑,“不是卷进官司了嘛,我就不得不保持着它的更新,所以看到有什么感兴趣的就往上发。我很感谢微博,在走投无路时,给了我一个发声的平台。”

2014年春节后,因为决定写《软埋》,她去深圳海边一个朋友闲置的房子里住了些日子,难得地过了一段舒适自在的生活,谁知两枚火种在悄悄点燃。期间,方方拒绝了诗人柳忠秧为他帮忙参评“鲁迅文学奖”的请求,诗人田禾就职称事宜给她发送了辱骂和威胁的短信。所以,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,出家立业,她得回武汉“扯皮去了”,小说的写作因此中断了一年多。

2014年5月,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,发微博不具名指责湖北诗人柳忠秧为得“鲁迅文学奖”四处活动,一石激起千层浪,声势之浩大超过了她的预期,她的神话12,她隐隐感到一些不安。第二天,在和作协党委负责人的通话中,她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我闯祸了!”她现在还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,“我当时得知他满票通过,我生气嘛!发发牢骚,当然也是批评他和评委。谁料想引起这么大的轰动。”

她的仗义执言给自己惹来的麻烦是,柳忠秧将她起诉至广州市越秀区法院,打起了名誉权官司。而另一位诗人田禾的“骚扰”,也是她没有想到的。

2015年4月18日凌晨,方方在个人微博上发表《我的质疑书》一文,矛头直指湖北省人社厅违规操作,让不符合晋职规定的“T诗人”(田禾)顺利晋升到文科最高级别职称——正高二级,并且指出作协评选程序违规、田伪造个人档案、给省作协原直管领导行贿210万元之类的事,还曝光了田禾给她发的部分人身威胁短信。

其实,在评职称之前,方方就提出田禾不符合晋升要求,因为她非党员,又委托一个党组成员在党组开会时提出讨论,党组书记的态度是“算了”,到此,她也不愿再多事,只是在投票时投了弃权票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终结,没想到,过完春节田禾评上了职称,几个月后,田禾忽然发短信辱骂和威胁,中间没有任何预兆。

“我都懵了!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后来想到可能是评职称一事。”她回忆起当时收到短信时的情景。“是非这么清楚,上级却一直不作为。甚至还在继续做推高田禾的事,这个过程真是激怒了我。”后来,才有《我的质疑书》一文的发表。方方坦言,如果没有这些短信,就不存在这些事。

后来,田禾受到了上级的处理,柳忠秧也没有获得“鲁迅文学奖”。但是,她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和官司,和柳忠秧的官司,两审都判方方败诉,法院判她删除相关微博并向柳忠秧道歉,不然就按“老赖”处理,但她表示,“不可能道歉!”

7月初,方方写了长文《我的批评权在哪里?——致广东高级人民法院龚稼立院长的公开信》要求再审,她写道,“这种严厉的惩罚令我愕然,而我受到这样惩罚的起因,竟然是我对柳忠秧在‘鲁迅文学奖’评选推荐前夕四处活动、笼络评委的不正之风进行了不点名的公开批评!”文章条分缕析,思维凌厉,获得了大量舆论支持。她说,“他好意思赢,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输呢?这个是知道是和非的,这是我欣慰的事。”她在《软埋》的后记中写道:“这个结果,于我来说,微不足道,跟我们生活的时代,倒是十分匹配,人性中最幽暗、最肮脏的东西,我已经看得十分清晰。”

这场官司,她输在微博上“把所有评委搞定”的“所有”一词上,因为的确有一个评委没有参加柳忠秧的研讨会,然而这位评委给柳忠秧仍然投出了赞成票。再审申请已经通过,对于事件今后的走向,她显得从容,“没有办法,锤锤小矮人,法治建设得慢慢来。”

力争独立自由地写作

打破潜规则总是得罪人的,她并不知道哪些人是评委,便给几个有可能是评委的教授发短信表达歉意,幸好,大多数人也都没有计较,没有太过责难。这或许得益于她文坛江湖地位高,她20多岁就早早出名了,这种“先天条件”,爱你到底为什么,让她有更多的表达自由。

作为职业作家,她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,不愿意受约束。“我在写作时,从来不考虑官方的风声怎样。小说《软埋》的题材是有些敏感,但实际也并没有人说不让写,所以我觉得可以写,只是太残酷的刑罚我避开了,我本来也不是一个善写这类刑罚的人。我是一个记录者,写作是为了抵抗遗忘。”

作为湖北省作协主席,她对作协有自己的看法,“作协的存在,对文化交流、团结写作者当然有必要,但是,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,是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官僚机构,让一堆对文学毫无兴趣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去领导,这些是可以研究的。”

除了反思历史和体制,她的作品也在反思着现实。她的《万箭穿心》《涂自强的个人悲伤》等现实题材的作品,引起广泛热议。她说,“一个好的,像涂自强这样踏实工作、努力奋斗的人,就应该获得安定的生活和正常的生计。可是涂自强那么拼命,却仍然生活艰难、结局悲惨,这就是病了。”

也可能是这两年冗杂的事情牵绊太多,让她觉得完整的写作时间弥足珍贵。她想一点点从行政事务中退出来,包括她主编的《长江文艺》杂志,“要一个60多岁的人去办杂志,是没有前途的,应该让给年轻人。”

她还想像少年时代那样向人们贩卖她的故事,把构思好的作品一部部完成。对她而言,“写作真是一件让人永远兴奋的事,而在这兴奋之中,你的内心会生出另一种自由。你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,你可以跟任何人说话。你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,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,甚至完全不曾产生孤独和寂寞——尽管一整天,甚至很多天都是你一个人待着。”

在写作中,她时常有一种奇特的感受,只要灵感一上来,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庆,就必须得投入写作状态,和故事里的人同喜同悲,书中的世界常和现实的世界界限模糊。写作长篇小说《武昌城》的时候,她被朋友拉出去喝茶,她坐立难安:“我必须得回去,我武昌城还在打仗呢?我得去结束战役。再耽搁得死多少人哪?!”

她一直想写一部案情小说,但是和类型文学不一样,她想从和人性的角度来写。她说起之前的小说《埋伏》,写的是警察破案的故事,但目的不是破案,而是写埋伏的过程,主人公叶民主坚持埋伏了很多天,直到被所有人忘记。说着说着,她收起了笑容,神情变得严肃。

时代的坚守者不该被遗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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